第三，作为宏观政策工具，利率调整可能对其他微观层面产生影响。

这样的结果肯定称不上二次探底。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的。

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？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？ 易纲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。如果别人选择人民币作储备货币，我们也不阻挠，这是市场需求。第三，是政治和军事的实力。还有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价格上升：有升值压力，但可以不调名义汇率，通货膨胀也可以起到调整实际有效汇率的作用。"对话易纲"前记1995年3月，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春假期间回国，在林毅夫家的一个晚宴上，第一次见到易纲。

那时见到的他就和现在一样，甚至面容亦无太大改变，他诚恳而坦率，谦虚而沉稳，更像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中国学者。比起具有传奇色彩的毅夫，易纲的经历看去也并不很曲折。再如GDP的去向，即所生产出来的GDP如何配置和使用。

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，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，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，但是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。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，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。海内外的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。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。

要改变这个局面，首先就要发展经济。从中国近代史看，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(例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)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，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。

当然，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，在不同时期，也有制度建设的一些努力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体制改革 。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，包括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地发展，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(GDP)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。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，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，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，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。

落后就要挨打，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们的一个共识。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情况下，制度建设就常常会被无情撂在一边，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，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。配置和使用得当，就可以有助于制度建设，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，但配置和使用不当，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的发展。在毛泽东时代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，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。

在海外的反应看来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数字表明，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。近年来，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，但GDP主义并不新鲜，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，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。

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，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。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：十年前，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，为什么直到现在，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？李鸿章回答道：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。

为此，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，是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的。从洋务运动以来，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，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。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，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。例如GDP的来源，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、技术的创新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，还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扩张和财富的积累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，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。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，到小康社会，再到全面小康社会，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无疑，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。可惜的是，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。

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。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，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：改革是必须的，但改革实在太难了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。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。

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。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，但GDP主义则继承下来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，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。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，GDP总量是大国的一个综合国力基本标志。

就GDP来说，英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，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GDP，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。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改革开放早期，GDP主义显现出其必要性来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说，GDP总量越大，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。不过必须意识到，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，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，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，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。

如果光说GDP，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。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。

为了追求经济利益，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，各地方之间、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，为了增长而增长，为了追求GDP，什么方法都可使用。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，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，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。一些人认为，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。很清楚，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。

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，而非GDP。近年来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，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。

也应当指出的是，在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，例如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，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基本市场制度建设。我力不从心，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。

世界历史也表明，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，而非单纯的GDP这就是说，不但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，而且消除了多年以来威胁人民币币值不稳、通胀屡起的病灶——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。